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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云在中央政法委提的大数据,现实中这样变成“事前诸葛亮”

2019/8/14 4:12:14

马云在中央政法委提的大数据,现实中这样变成“事前诸葛亮”

上周五,中国互联网传奇人物马云应邀在中央政法委做讲座,通过现场加视频,在全国3600个分会场、152万政法工作者一起来了一次跨界碰撞。

 

 

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点评时指出:“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革命,不仅已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,而且将改变我们自己,改变我们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方法。面对大数据,如果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过去,就会落后于时代。”

 

 

这样的改变已经在发生。在电影《少数派报告》里,未来的警察可以预先知道谁犯罪,从而事先阻止犯罪的发生。这样的情况正在大数据的环境里变为现实——但是与电影里依靠拥有特殊能力的“先知”来判断不同,现实中依靠的却是大数据的运用?

 

 

大数据正在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安全的守护?不妨以上海为例来看看,“事前诸葛亮”是这样“先发制人”的。

 

 

大数据如何找出坏人?

 

 

“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:‘上医治未病、中医治欲病、下医治已病’。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,是要做到‘事前诸葛亮’,就是有预防机制。”大数据如何帮助公安政法部门做预判,马云举了一个例子:“一个人买高压锅很正常,一个人买钟也很正常,一个人甚至买一个火药也正常,买个钢珠也正常,但是一个人合在一起买那么多东西,就一定不正常了。如果没有通过数据的结果,请问你怎么知道他在造炸药?这就是依靠大数据提前预防社会风险的生动事例。”

 

 

去年7月4日14时40分,奉贤区南桥镇前进弄一金店内发生一起抢夺案,两条价值2.4万余元的金项链被抢。参与破案的奉贤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八队队长陈忠辉发现,这个年轻的嫌疑人“不简单”:选择作案地点恰巧位于商街“闹中取静”地段,周围巷弄阡陌纵横,作案过程不到6分钟,逃跑后片刻即消失无踪——这一切说明,嫌疑人是有备而来的。

 

 

通过海量视频数据信息查询,还原嫌疑人作案全程:案发前三天,嫌疑人每天都曾在金店附近,当天更是在弄口徘徊一个多小时。得手后立即换乘3部公交车,基本上每200-300米就换一辆车。最后,嫌疑人跳上一部开往浦东的公交车,在周浦停留约40分钟后搭乘同一线路公交车前往川沙。

 

 

犯罪嫌疑人精心策划的线路最终在大数据的面前败下阵来,案发48小时,侦查员在川沙一宾馆内抓获嫌疑人唐某,在周浦一私人金铺内找到一条被抢项链。

 

 

“从法律和伦理上来讲,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一个人预设为犯罪嫌疑人,但是犯罪始终有一定的特征和轨迹。”一些业内人士告诉向记者,针对扒窃这样的多发性侵财案件,上海公安已经运用大数据作为导征,根据不同时间、不断地段的案发情况寻找规律,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,以确保警力效能最大。

 

 

如何打造精密的组织架构?

 

 

“商场如战场,我们做的就是组织架构的竞争。在美国、在欧洲,一些几十个人的公司,把几千人的公司打得稀里哗啦,这个就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。”马云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,美国特战队员两个人在战斗中遇到很多人,如何一枪干掉20几个人?然而对方告诉他:“我发现这几个人,我会首先拿出我的IPAD,把坐标输入,让后方的导弹干掉他们。”

 

 

组织架构的竞争,没有背后强大的高科技不可能实现。今年上海开展的交通大整治,就是一次构建“精密架构”的实践。在新闸路1739号门前,曾有一辆来自浙江嘉兴的黑色小客车违法停车,虽然现场没有交警,但是两分钟后驾驶员就接到上海静安公安交警支队来电,告知他“您目前违法停车已被电子警察记录。请尽快驶离现场,不要影响道路通行”。

 

 

这名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是如何被发现的,交警又是如何快速联络到他的?上海公安部门研发的“交通违法监控智能识别装置”和与之配套的视频巡逻系统、GPS地图信息和大数据系统,,公安部门可以借助图像视频、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,扩大非现场执法覆盖面。

 

 

在智能系统“眼”中,繁忙的道路抽离了具体画面,变成由不同颜色的线条和方框构成的“抽象画”。一旦车辆进入摄像头监控区域,车头、车尾部位就会出现一个紫红色方框代表车辆,路面上不可触碰的实线变成黄色线条,旁边的蓝色线条则辅助显示车辆高度、宽度,还有箭头表示道路方向。这些线条和方框都有一定的运行方向和规律,一旦出现“反常”情况就会发出警报。目前系统可识别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多达10余种。如果这些违法行为对交通产生了影响,在巡逻的交警赶赴现场的同时,后台交警就会通过大数据信息库查到车主的联系方式,直接打电话与其联系。

 

 

人类会被机器替代吗?

 

 

在讲座的最后,马云说:“人类进入数据时代,要对未来有担当。中国未来的30年,会成为世界的担当。时代更加开放、更加透明、更加公平、更加懂得共享精神,这是属于互联网时代的。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,就是机器一定会比人聪明;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我们人一定会比机器更智慧。我们要让自己敢于迅速地适应时代,今后,你有足够的数据、你有足够的计算能力,你就能预测问题、预测未来、判断未来。”

 

 

现实中,机器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,那么未来机器是否会替代政法工作者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尽管目前“电子警察”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智能,但最终认定是否违法,都必须经过人工审核一关——这不仅仅是对电脑系统运作方式的必要补充,同时也是法律的规定:执法权始终是掌握在执法者手中。

 

 

更为重要的是,技术本身并不具有“正义”与“非正义”之分,关键是谁在运用。事实上,利用网络技术犯罪在我国已经越来越普遍:网络犯罪已占犯罪总数近1/3,而且每年还在以近30%左右的幅度上升。面对犯罪手段的“推陈出新”,社会管理绝不能让出“技术制高点”。

 

 

以人人痛恨的电信诈骗为例,目前不法分子也在形成一个“黑色大数据库”用以犯罪:通过大数据的关联和加工,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当事人的信息,在进行诈骗时得手的可能性就越高,不法分子还专门对此进行了“命名”:通过各种方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叫做“取料”,而通过汇总、分析信息的过程则被称为“洗料”。

 

 

要在技术上高人一筹,必须依靠人的智慧。还是以电信诈骗为例,在上海,逐步向“事前诸葛亮”转变的政法工作人员,已经由过去被动接受报案再破案转为主动出击:上海建立的反电信诈骗中心,一大功能就是通过大数据运用,在运营商的协助下筛选出包括正在与诈骗分子通话的人在内的“潜在被害人”,由民警电话联系或通过“闪信”方式,及时提醒,阻止犯罪。

 

 

题图来源:新华社